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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0-19

“百年传承”系列之三|胡适:读书

胡适:读书

 

“读书”这个题,似乎很平常,也很容易。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。据我所知,“读书”可以有三种说法:

 

(一)要读何书。关于这个问题,《京报副刊》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“青年必读书”;但是这个问题,殊不易解决,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,个性不同。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,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。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。

 

(二)读书的功用。从前有人作“读书乐”,说什么“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。要说,读书是求智识,智识就是权力。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,所以我也不必讲。

 

(三)读书的方法。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所经验,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。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,就是说,读书有两个要素:第一要精,第二要博。

 

现在先说什么叫“精”。

 

我们小的时候读书,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,上面写十个字,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“读书三到:眼到,口到,心到”。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,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。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;须有四到,是:“眼到,口到,心到,手到。”我就拿它来说一说。

 

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,不可随便放过。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,其实很不容易。读中国书时,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。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,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。读外国书要把A,B,C,D,……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,所以说这是很难的。如有人翻译英文,把port 看作pork,把oats看作oaks,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,小草变成了大树。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,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。书是文字做成的,不肯仔细认字,就不必读书。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,一时眼不到,贻害很大,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,养成不苟且的人格。

 

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。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。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,但有几类的书,仍旧有熟读的必要,如心爱的诗歌,如精采的文章,熟读多些,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。读此外的书,虽不须念熟,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,中国书如此,外国书更要如此。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,句中各部分的关系。往往一遍念不通,要念两遍以上,方才能明白的。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,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?

 

心到是每章、每句、每字意义如何?何以如是?这样用心考究。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,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。要做到这一点,须要有几个条件:

 

(一)字典,辞典、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。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,也当到图书馆去看。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,当衣服,卖田地,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。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,胜于请几个先生。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,终身享受不尽。

 

(二)要做文法上的分析。用文法的知识,作文法上的分析,要懂得文法构造,方才懂得它的意义。

 

(三)有时要比较参考,有时要融会贯通,方能了解。不可但看字面。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,读者容易上当。例如turn 这字:

 

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,

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,

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,

共五十四解,而成语不算。

又如Strike:

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,

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,

作名词解有十八解,

共六十五解。

又如go字最容易了,然而这个字:

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,

作外动字解有三解,

作名词解有九解,

共三十四解。

 

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。英文字典是完备的;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?这就非比较上下文,或贯串全篇,不能懂了。

 

中文较英文更难,现在举几个例:

 

祭文中第一句“维某年月日”之“维”字,究作何解?字典上说它是虚字。《诗经》里“维”字有二百多,必须细细比较研究,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。

 

又《诗经》之“于”字,“之子于归”“凤凰于飞”等句,“于”字究作何解?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。又“言”字人人知道,但在《诗经》中就发生问题,必须比较,然后知“言”字为连接字。诸如此例甚多。中国古书很难读,古字典又不适用,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,我们如何懂得呢?

 

总之,读书要会疑,忽略过去,不会有问题,便没有进益。

 

宋儒张载说:“读书先要会疑。于不疑处有疑,方是进矣。”他又说:“在可疑而不疑者,不曾学。学则须疑。”又说:“学贵心悟,守旧无功。”

 

宋儒程颐说:“学原于思。”

 

这样看起来,读书要求心到;不要怕疑难,只怕没有疑难。工具要完备,思想要精密,就不怕疑难了。

 

现在要说手到。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。读书单靠眼到,口到,心到,还不够的;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,才有所得。例如:

 

(1)标点分段,是要动手的。

(2)翻查字典及参考书,是要动手的。

(3)做读书札记,是要动手的。札记又可分四类:

(a)抄录备忘。

(b)作提要,节要。

(c)自己记录心得。张载说:“心中苟有所开,即便札记。不则还塞之矣。”

(d)参考诸书,融会贯通,作有系统的著作。

 

手到的功用。我常说: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。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,无论是看书来的,或是听讲来的,都只是模糊零碎,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。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,或做提要,或做说明,或做讨论,自己重新组织过,申叙过,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,——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。

 

我可以举一个例。你也会说“进化”,他也会谈“进化”,但你对于“进化”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,未必是很清楚的;也许只是一种“道听途说”,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。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,更算不得是“你的”知识。假如你听了我的话,不服气,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,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;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,发愤动手,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;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《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?》的札记,列举了:

(一)生物学上的证据,

(二)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,

(三)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,

(四)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,

(五)考古学上的证据,

(六)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。

 

到这个时候,你所有关于“进化论”的知识,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,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,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。所以我说,发表是吸收的利器;又可以说,手到是心到的法门。

 

至于动手标点,动手翻字典,动手查书,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,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。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。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《古今伪书考》。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,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,卖几个钱。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,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。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,还不曾交卷。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,都去翻查原书,仔细校对,注明出处,注明原书卷第,注明删节之处。他动手半年之后,来对我说,《古今伪书考》不必付印了,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,叫作“辨伪丛刊”。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,让他去动手。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,更进步了,又超过那“辨伪丛刊”的计划了,他要自己创作了。他前年以来,对于中国古史,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;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,更不要说姚际恒了。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,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功夫勤而且精。我们可以说,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,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。

 

第二要讲什么叫“博”。

 

什么书都要读,就是博。古人说:“开卷有益”,我也主张这个意思,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,第二要博。我们主张“博”有两个意思:

第一,为预备参考资料计,不可不博。第二,为做一个有用的人,不可不博。

 

第一,为预备参考资料计。

 

在座的人,大多数是戴眼镜的。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?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,从前看不见的,现在看得见了;从前很小的,现在看得很大了;从前看不分明的,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?王荆公说得最好:

 

世之不见全经久矣。读经而已,则不足以知经。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,至于《难经》《素问》《本草》诸小说,无所不读;农夫女工,无所不问;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。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;不如是,不足以尽圣人故也。……致其知而后读,以有所去取,故异学不能乱也。惟其不能乱,故能有所去取者,所以明吾道而已。(《答曾子固》)

 

他说:“致其知而后读。”又说:“读经而已,则不足以知经。”即如《墨子》一书在一百年前,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。到了近来,有人知道光学,几何学,力学,工程学……等,一看《墨子》,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。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,心理学……等,懂得《墨子》更多了。读别种书愈多,《墨子》愈懂得多。

 

所以我们也说,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。多读书,然后可以专读一书。譬如读《诗经》,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《歌谣周刊》,便觉得《诗经》好懂得多了;你若先读过社会学,人类学,你懂得更多了;你若先读过文字学,古音韵学,你懂得更多了;你若读过考古学,比较宗教学等,你懂得的更多了。

 

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?最好多读点伦理学,心理学,比较宗教学,变态心理学。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。

 

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?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,前后凡三十多年,积了无数材料,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。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图斯的人口论,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,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,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,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。

 

所以要博学者,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,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“暗示”;遇着疑难时,东一个暗示,西一个暗示,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。这叫做“致其知而后读”。

 

第二,为做人计。

 

专工一技一艺的人,只知一样,除此之外,一无所知。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,好有一比,比一根旗竿,只是一根孤拐,孤单可怜。

 

又有些人广泛博览,而一无所专长,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,其实也是一种废物。这一类人,也好有一比,比一张很大的薄纸,禁不起风吹雨打。

 

在社会上,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,为个人计,也很少乐趣。

 

理想中的学者,既能博大,又能精深。精深的方面,是他的专门学问。博大的方面,是他的旁搜博览。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,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,无人能及。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,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,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,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,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。这样的学者,也有一比,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。那金字塔(据最近《东方杂志》,第二十二卷第六号,页一四七)高四百八十英尺,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。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;从此点以次递减,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。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,精深的造诣,博大的同情心。这样的人,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,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。宋儒程颢说的好:

 

须是大其心使开阔:譬如为九层之台,须大做脚始得。

 

博学正所以“大其心使开阔”。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,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,作为读书的目标:

 

为学要如金字塔,

要能广大要能高。

 

十四,四,廿二夜改稿

 

原文刊载于1925年4月18日《京报副刊》,收入《胡适文存三集》时,作者作了修改
 

 

 

胡适(1891-1962):原名洪骍,字适之,安徽绩溪人,出生于上海。早年就读于上海梅溪学堂、澄衷学堂,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。1910年考取庚款官费留美,入康奈尔大学专攻农科,后改习哲学。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杜威。1917年毕业,1927年获博士学位。

同年回国,受聘为亚搏app文科教授,旋即成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。10月,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,后多次当任,积极参与决策北大校务。曾提议实行选科制,推动学科教授会制。还先后担任出版、预算及聘任委员会委员长以及组织、入学试验等委员会委员,并当选哲学、英文门研究所主任。1919年底代理教务长,次年当选教务长。1922年,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,负责主编《国学季刊》。1923-1925年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。1930年底重回北大,1932年当选文学院院长,同年11月至1933年10月兼任教育学系主任,此后曾兼中国文学系、哲学系、外国语文学系主任,1934-1937年间,与蒋梦麟等共同开设中国教育问题课程。1945年9月被任命为亚搏app校长。

1919年曾陪杜威在华讲学。1927年当选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代主席,并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任教,1928年出任中国公学校长。曾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员和第一届院士。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。1957年任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长。曾参与创办《努力周报》《独立评论》。

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有《非留学篇》(1914)、《国立大学之重要》(1915)、《实验主义》(1919)、《中学的国文教学》(1922)、《书院制史略》(1924)、《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》(1947)等;著有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卷上)》(1919)、《尝试集》(1920)、《白话文学史(上卷)》(1928)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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