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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0-19

“百年传承”系列之二|高仁山:教育与国家

高仁山:教育与国家

 

(前略)各国教育特点,以时代学说之变迁与国民心性风俗之各殊,而教育上所得之结果,因之各异。以彼例此,固所不能,张冠李戴,亦未必合度。更察欧洲自十八世纪末叶至今日,各国教育所共有之宗旨,未有出国家主义之范围者;因思各国教育之特点,又为各国家之魂胆,故对今日一团散沙之中国,教育宗旨,惟有以铸造国魂为第一要义。为保护世界人道,为增进世界文明计,我国先须有独立自主之能力,而后可以言贡献

 

今之谈教育者,甚易趋富国强兵之狭义的国家主义与茫无边际之人道主义。细察其端倪:一因受各国侵略所生之反响,以为非国富兵强,战败数国,不足以自存,至其极,则急切求速效,忘却根本上之培植,欲赖一二人之力,冒大多数人名义,运用政党与兵力,而成一新国家,反置民意于不闻不问,予甚惧其为普鲁士第二,而踏日本覆辙;一则因受俄国改革之影响,乃群起为社会主义之主张,而不问我国社会,与西洋社会相比较,(除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而外)是否尚有阶级?不细察我国产业制度,与工商实业上之现状,与俄国相比较,是否宜用一彻底急变?不审查我国国民性,是否如法国人之挑达活泼,如俄国人之简直易趋极端?一经鼓励,是否即可变巴黎之乱民以推翻皇室而驱除贵族?是否能如俄民之报极端牺牲主义,彻底改革?总之,今日之中国,其进行方向者若何,议论纷纭,莫宗一是。其病在多所主张而少实行;详谈主义,而缺乏实验。故处此境遇而谈教育,谈教育而得根本之解决,岂不难哉!以今日中国论,实一未入轨道之国家,非从团结人心着手,决不能维持久远。故以政纲论,当主张统一的国家;以联邦论,当注重统一的精神;按社会学的解释,当以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为不可分离之事实;按原理解释,当以国家为民意之结晶体;在教育上之标的,即为“镇国魂”三字;实则各种解释,虽各异其名,而最终之标的则一。

 

夫所谓统一的国家也,统一的精神也,个人自觉与团体自觉也,民意也,以至铸国魂也,均须用美术以潜移默化之,用科学以充其实力;一则赖普遍之深入人心,一则赖运用天然能力;双方进行,以达精神与物质方面之向上,是即对人道之贡献。今也我国诗歌、戏曲、雕刻、图画、音乐等等,有历史上之成绩,而无可供给现时社会需求之效用,是西洋美术之精进,虽其赏心悦目,可启发吾人之美观;然一深究其制作,正所以代表一民族一国家之创造力,其陶冶性情,维持人心之势力,至深且大,此即一民族一国家思想之结晶体,亦即国家之魂胆,更察其实力之所及,绝非模拟仿行所可得其实效,非从其历史上进化之程序,国民心性习惯上之酝酿,加以细察深思,恐不能得其底蕴而探其精英。我国对科学之研究,幼稚已极,无可讳言;而实则科学乃创造文明之工具,无此利器,即有创造文明之宏愿,亦无从着手创造。总之,国魂云云者,非有新文明之创造,将无以表见,将无所附丽也。今且言新文明创造之地位,而以音乐为例。西洋文明类皆权舆于希腊,故一察希腊公共游艺、饮酒、歌唱、舞蹈,成一种欢畅群众愉乐之习惯,今则国有国歌,新定宪法,且以国立音乐院加入宪章。民国八年夏,美总统威尔逊赴科仑巴斯演说,总统未至之前,市民皆齐集会堂,合唱国歌,继唱各种公共著名之歌(Popular Song)皆历来为全国人民所习闻而绝爱者;雍雍一堂,飞舞活泼之精神,交露一种团结力于不知不觉之中。音乐之于国家魂胆,于焉可见。我国孔氏列六艺为人生规范,诗与乐者并重,所以道志,所以和神,而以温柔敦厚为陶冶性情之标的;可想见我国古代元元之民,享诗歌音乐之乐。更视我国今日之音乐,已杂乱无章,古之乐已成极少数人之专技,近代之乐,仅能代表淫逸之愉快;即有少数人能作古乐,其效用在自娱,无团结公共精神与与众同乐之发挥。故今后音乐须改造之处,在从自娱至与众同乐。对音乐上之改造须如此,而实则对我国新文明之创造,事事皆须如此也。今请更一论创造之步骤。东西洋文明之渊源,均宜按历史的系统,审察其蜕变更改之关节,搜求其得失成败之因果,以增进人类道德为指归,以败坏人类道德为例禁,从历史的系统以创造文明,其意即在此。麦克凡类倡国富兵强秘密外交之说,欧洲侵略的国家主义,因之盛行。自工业革命以来,工商业渐次发达,资本主义因之猛进,与侵略的国家主义相联合,遂产生帝国主义。于是各国争雄,合纵连横,一方面中欧结合,欲称霸全球,一方面英俄法携手相抵抗,秘密外交,经济轧轹,酿成世界大战。威尔逊倡国际联盟,对人类文化史上又增进一层伦理的价值;华盛顿会议,几奴亚会议相继举行,其成败得失,固不可以一时定论,而实则为适应今日之情势,欲以外交上之公开,以减轻国际间之军事竞争,已分配国际间经济地位;较之以全力扩充军备,以争经济地位者,不可谓非更上一层楼也。达尔文倡进化论,以适者生存之说;不仅施之于生物界,且施之于文明各国,于是国家与国家,人种与人种,乃大相竞尚。克鲁朴脱金仍从生物学原理,倡人类互助之说,以调济之,于是人类文化史上,对于伦理价值之增加,又更进一层。是皆按历史系统以增进人类道德,非以败坏人类道德之证据,彰明而较著者也。故对于历史的系统加以精审考据,为创新文明步骤之一。以下当再列论三步骤。

 

东西洋思想,孰优孰劣,本极难下评断,但就思想上之习惯言之,东西并峙,两相比较,我国人士对于列论辩难,稍多主观的主张,与主观的解释,极缺乏客观的证实,与客观的分析。其根本原因,在缺乏科学训练。故一人倡儿童公育,则群起讨论儿童公育,于是甲有甲儿童公育之主张,乙有乙儿童公育之理由,结果则各有主观的主张,与主观的理由,而对于此主观的主张与主观的理由。确无客观的论证与客观的事实以证实其说。又如对于各种社会主义之讨论,风行一时,皆各有主张,及罗素旅俄游记出世,对昔时社会主义之主张,即改其论调;及罗素抵中国后,谓中国不合于社会主义之施行,乃大收旗鼓,一变其往昔之所言;更令人不解者,即主张社会主义之报社,视其组织法,犹属资本主义之原理。凡此种种,足见科学训练缺乏,往往置事实于脑后,未尝一顾及从实验出来之科学事实。盖有科学上之事实作基础,根本此事实所发生之主张,对此主张而有修改、推敲、辩难、批评、论断,方有客观的凭证;而后乃得创造新文明之把柄,与创造新文明之工具。故精求科学上的事实,亦为创造新文明步骤之一。

 

一学说之风行,一制度之存在,不但应审察其历史上之系统,以得其根源而究其进化之程序,尤当细考其当时与一国家、一民族所生之关系:关系于风俗习惯心性者若何,关系于山川河流气候土地者又若何,关系于体制遗传生理心理者又若何,关系于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以及工商实业文学美术者又若何?察其既往之成绩,与当今之事实,于是一学说风行之所以然,一制度存在之所以然,当了如指掌;然后互相比较,详其得失,而指练其短长,自无片面之主张,自少不落边际之讨论,自能免片段之评断,自可免闭门造车之诮矣。如专以教育制度论,何以欧洲教育有阶级,何以美国教育无阶级,何以欧洲职业教育之引导富于经验,何以美国教育多荒废一二年之时间,何以德国教育普遍之程度高而且广,何以日本不识字额较诸国为少,何以美国科学方法的教育,较英、德、法、日,为发达?凡解释此种种问题,非按照现时之制度,及制度上种种实状,不能有满意之解答。盖有比较方法,始能列既往之成绩而察其得失;按目前之事实而论其短长,测当今之趋势以定来日之方针,此比较方法之所以又为创造新文明步骤之一。

 

文明者何?乃合各时代,各国家,各民族,各种创作,各种学说,各种制度,互相影响之总合也。以时间论,当合上古、中古、近世之文明而得其概念;以空间论,当以科学所及之处而得其事实;以民族国家论,当合其种类派别而得其纲要;如此,则仿佛晤古今之学者于一室,规划中外文物制度于掌上,然后融会贯通之,始有总合的态度。文明之创造赖个人之思想,个人之思想,由各种文物互相影响之结果;其发生为一点一滴之积聚;其影响所及,或暂或久,或直接或间接,皆为文明之一部分。文明之进行:无定向,无已时,实一时时变更,刻刻增长,合各个人之思想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之总和。我国甲午一役,一败涂地,当事者,均以为海陆军不强所致;闻德国陆军称雄天下,英国海军冠全球,乃派遣留学生赴英德习海陆重,以为图强之张本;一似国家之进步,专赖于海陆军也者!继则以为国事不兴,乃由于政治之不良,戊戌政变,辛亥革命,杂沓而来,以为政治砥定,即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;见政局起伏,前蹶后振,愈惹纠纷,一般失意政客,即以为国家不可救药,大有彷徨失措,无可适从之慨!实则国家之上轨道,不专赖于政治之改革也甚明。故对一国新文明之创造,固无所谓先解决政治问题而后解决经济问题,亦无所谓先解决政治经济问题,而后解决教育实业问题,盖国家之上轨道,实赖百端齐举,共同进行。故总和态度,又为创造新文明之步骤之一。

 

此四步骤,为创造新文明必经之路径,亦即为创造国魂必经之手续。然以今日南征北伐之中国,一盘散沙之中国,民权不伸之中国,民意消沉之中国,兵、荒、灾、疫、老、弱、残、废之中国,而必曰铸国魂云云者,盖非此不足以唤起人心,维持人心,陶冶人心,而改造人心耳。

 

居二十世纪初叶之世界,察文化之趋向,为我国对世界应负之责任,又为二十世纪中叶所必须解决之问题,更为我国今后种种创作,所必须集重之点,在:集合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上之共同点,而研究此两种主义实施上之不同点,以适应我国之风俗人情习惯,作世界文明进化之调剂。

 

(原文刊载于《教育与人生》杂志第3、4期,1923年)

 

高仁山(1894-1928):字宝寿,江苏江阴人。17岁起就读于南开中学。1917年春,赴日本早稻田大学,攻读文科教育方向。1918年,赴美国格林奈尔大学(Grinnell College)学习教育,1920年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,获硕士学位。后曾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,数月后,赴英国、德国、法国调查各国教育状况。1922年底接受北大邀请回国任教。

1923年1月,受聘为亚搏app哲学系教授,开设课程教育学、各国教育制度、组织课程的研究等课程,并积极参与教育学系的筹建。1924年教育学系正式成立,成为教育学系教授,1926年当选教育学系主任。1924至1927年间,开设普通教学法、近代教育原理与实施(从洛克到现在)、教育学概论、养成师资问题、教育史(近代)、道尔顿制等课程。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。与此同时,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,推进平民教育运动,主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实验。

1925年,联合新中学会的会友创设北京艺文中学。是年12月,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创办《新教育评论》(半月刊)。1926年,在李大钊的引荐下加入国民党。1927年4月,出任北方地区最高统战组织“北京国民党左派大联盟”主席。9月,因质疑新政府教育总长刘哲“保存旧道德,取法新文明”之教育观点,以“内乱罪”被北京军政府逮捕,次年1月被枪决于天桥先农坛。发表有《教育与国家》(1923)、《法国高等教育的改革》(1926)等文章,著有《道尔顿制教学法》(1930)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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